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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:工业过程煤和散煤是中国减煤短期重点方向

网络整理 2021-06-03 09:11

(原标题:专访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:工业过程煤和散煤是中国减煤短期重点方向)

在中国的碳达峰、碳中和愿景下,煤炭的逐渐退出将成为长期趋势。今年4月,国家能源局印发《2021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》,其中提出,2021年,能源结构方面,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56%以下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,2020年,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9.8亿吨标准煤,比上年增长2.2%,其中,煤炭消费量增长0.6%,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.8%,比上年下降0.9个百分点。

接下来,如何把握煤炭逐渐退出的节奏?“十四五”期间,减煤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?占煤炭消费比重最大的煤电,“十四五”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局?

带着这些问题,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。在邹骥看来,短期内,中国减煤的重点主要是工业过程煤和散煤,同时应严格控制煤电装机总量,不再新增煤电项目,但存量煤电项目的减少、退出,将是一个长期、渐进的过程。

一些地方的“十四五”规划,尚未来得及或充分将碳达峰、碳中和的影响考虑在内,仍然规划了不少高碳项目。邹骥认为,地方有必要对此作出调整。

工业过程煤和散煤将是短期减煤主要方向

《21世纪》:“十四五”时期中国将严控煤炭消费增长、“十五五”时期逐步减少,严控煤炭消费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?

邹骥: 2013年,我们的煤炭消费总量达到一个峰值,之后一路下降,2017年开始出现反弹,包括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对比上一年继续增长了0.6%,但消费总量都没有超过2013年的水平。我认为“十四五”期间的煤炭消费总量也不应该超过2013年的水平,即实现达峰,并开始稳步下降。

目前按照用途来分,我国煤炭主要分为三类,分别是电煤、工业过程煤和散煤,各自的占比分别大约是55%、30%和15%。短期内,我认为降低煤炭消费量要以工业过程煤和散煤为主。

首先说工业过程煤,包括钢铁、水泥建材、煤化工等,这里面有巨大的减煤潜力,“十四五”期间需要在工业过程煤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划,比如在现在的消费量上降低1/6,有很多可做的事情,包括提高各类工业炉窑能效并降低煤耗或进行燃料替代,加大废钢的回收利用,采用氢能炼钢技术、用太阳能电解水制氢代替煤制氢等。

另外需要大力去除散煤,散煤的消费量大约有7亿吨上下,主要是一些工业小窑炉、小锅炉以及郊区和乡村民用生活供暖炊事用煤等,带来的污染非常严重,需要尽快做好燃料替代。

《21世纪》:电煤的占比是最高的,中国也明确提出将严控煤电项目,从时间和节奏来看,电煤将如何逐渐减少?

邹骥:中国跟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,它们的重化工业比较少,工业过程煤和散煤的占比非常低,煤炭的主要用途是发电,所以“去煤”主要就是“去煤电”,而我们的工业过程煤和散煤占比高达45%,仍然有很大的降低潜力。减少工业过程煤炭和散煤,总体而言技术相对成熟,成本相对较低。

电煤的大规模替代,可能还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

这一是因为我们的煤电厂设备普遍还很年轻,平均煤电机组年龄大约12-13年,远没有达到淘汰的寿命期,背后是大量的银行贷款和金融稳定所依赖的收益,所以必须是分批次、分步骤地限制、减少,否则将可能导致过多的资产沉淀甚至引发显著的金融风险。

二是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还有待可再生能源的不断发展,使得成本更低,技术更成熟,非化石能源挑大梁替代煤炭还要假以时日。

当然,煤电装机机组的平均发电小时数必须要逐渐下降,一些既有煤电机组可以进行灵活性改造,让它们变为调峰机组,系统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的问题。

煤炭的退出并非短时间内完成,而是逐步、有序的,但我们需要尽快着手安排,比如从煤炭、煤电行业退出的职工,年轻人安排转岗到新的岗位,老职工做好安置等,也要做好一定时间尺度的资产管理准备,最大限度减少沉没资本的规模。

新上马煤电项目将“输在未来”

《21世纪》:存量煤电的减少和退出需要渐进式完成,但有的地方比如为了应对“电荒”,仍将继续新增煤电机组,有研究报告也提出煤电在电力系统中“压舱石”的地位不变,你怎么看?

邹骥:我觉得要悬崖勒马。煤电继续增长,实际上是冒了极大的资产沉没的风险。

碳中和的大势已成,将来在碳排放方面,要求只会越来越严格。就算趁着现在立即上马煤电机组,项目周期一般至少长达二三十年,将来发电小时数受限制了,资本回报上不去,其实是输在了未来,所以在长周期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问题上一定要有远见。

现阶段,我们需要严格控制煤电装机总量,不再批新的煤电项目。未来中国的电力消费还会继续增长,但增量的部分不应该再来自于煤炭,而是非化石能源。规划部门在做规划时,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方面,投资方向也要转,包括如何降低非化石能源的成本,提高技术的可靠性,增加配套设施,要迅速往这个轨道上转。

当然,有的地方为了调峰的需要新增煤电装机,比如出现“电荒”的省份,一定要在同一区域或者全国范围内相应减掉同等的或者更多的装机。

另外需要指出的是,“电荒”有的并不是电量不够,而是可能因为寒冷天气等缘故,短短几天内用电需求突然上升,出现电力供应紧张。

我们有很多应对措施,应当优先考虑需求侧管理,通过削峰填谷缓解电力短期不足的瓶颈问题。比如需求侧先保障居民生活用电,对于高耗电企业安排设备检修,或者以昼夜交替、平日与周末交替的方式开工。一般“电荒”的时间并不会持续很久,削峰填谷方面有很多潜力可挖。从电源侧来看,可以利用风光水电互补,将北方一些煤电转为调峰职能,加强大电网之间的调度。

所有的措施应该排个序,先干什么,后干什么,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,不应该再增加煤电。只有坚持这样的方向和思路,才与碳达峰、碳中和的目标是一致的,这也是能源高质量发展、品质升级的必由之路。

未来要形成碳价不断上升的预期

《21世纪》:中国的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已经启动,涉及2225家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。对于煤电企业而言,假如购买配额的成本并不高,会不会倾向于购买配额,而放弃减排?

邹骥:理论上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。这就需要通过控制发放碳排放额度,来起到调节碳价的作用。

另外,在碳市场中需要适度注入一些现金流,比如通过打通资本市场和碳市场之间的联系,让购买碳配额的资金更充裕,通过提高对碳配额“有效需求”的方法短期起到支撑碳价的作用,当购买碳配额的成本(碳价)高于减排成本,就会刺激一些市场主体去减排。

目前来看,我们的碳价水平总体仍然是偏低的,未来至少要形成碳价不断上升的预期。

《21世纪》:一些省份做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时间早于中国提出碳达峰、碳中和承诺的时间,因此“十四五”还安排了高碳排放的项目,可能将对碳达峰、碳中和带来压力,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?

邹骥:各地在“十四五”规划之外,接下来还有分项规划,一定要跟上十九届五中全会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和今年春天政治局会议的精神。否则,我们提出了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,地方在“十四五”时期没有反应或者反应不够充分,将难以实现目标。

从地方经济发展来看,未来的新动能将是在绿色低碳方面,在能源的转型、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等方面。所以在寻找新的增长点的时候,地方政府需要转变发展理念,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。

《21世纪》:从你所了解的情况看,地方政府或企业对于碳达峰、碳中和的理解及相应的落实执行,是否还有待继续提升?

邹骥:总体而言,大家对碳达峰、碳中和的关注度在明显上升,有的理解很到位,并且采取行动也很迅速。有的对于有何影响、怎么做,仍在消化中。还有的并不积极,甚至认为在2030年之前,我先冲个高,使劲排放,这是一种糊涂的认识,越是排放得多,后面实现碳中和就越要付出更大的代价,所以并不是说抓紧“占个便宜”,而是要尽快做好减排的准备。

关于碳达峰、碳中和还需要不断地做工作,包括媒体要发挥重要作用,把正确的概念、正确的思路不断传播出去,提高全社会的认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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